, O3 a" ^ K8 y2 t- J" S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 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了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5 O9 A# V" k4 @, K4 K 9 |4 S% E4 z! p( o% p& e" M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y( C) Y; B) k* x; n2 t
$ s4 |# E, @9 ?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6 w3 N' Q) K+ b; a1 t9 H8 ^- h8 L* V
, l4 Q, j4 I( {0 {* U$ h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2 E0 I7 X8 _2 H
" G$ L) H1 [4 y. H% @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 P& C5 n0 {1 E4 D - F$ t6 u5 W; S$ W% p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 [/ V% K( T7 L0 n) F+ A: j7 B& N9 {# z3 i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 U& v$ C. I- b: g" ?2 z0 q) `- j6 R" F
当“科学”遭遇民意9 q3 _$ P! l* p" r c0 f; _
! a: D* [9 W. ?- `* D; D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w; j" q! }' [# _8 E. Y H
* B& x( g2 ?% ?- c5 H9 q0 s4 U1 k6 l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w2 H4 J9 a1 O$ f5 P
5 M3 k5 H" B3 C) b$ I( I8 {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 E P6 p/ c4 @; j# C8 | ! v2 M6 ^& c4 Z u# o. l( s7 S! J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 K2 c* j3 _5 x3 o: @' W+ h' J: C1 U( @: A, [3 J/ D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7 `0 C4 W1 a/ ^: E4 s# F Z
2 k) w7 W5 c" O3 j+ z" _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8 X# \( x' C+ \& j5 @2 s 1 E, W3 j: o' ]. ?# u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 a; \1 [! R3 n$ L& u2 a7 L8 V& G
2 @$ X+ p& c4 J7 l# a) K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F8 I- \, R( R7 T4 c& I* `
! h* ?7 V8 z( O6 w- k8 O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N- K% F; b* l2 G$ V! r, r" I
5 f( L z6 n; @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屯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4 z6 y6 ^& C9 v C$ a & x- g2 @2 S! O+ F2 \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 G; c, H4 |% k0 J 2 O8 g, X$ V5 G- R$ e. N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5 d! E" K2 ~) J3 y" h, V) c; w8 E7 b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10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f( K1 ?+ r* h( n; h5 F! x2 L! H
8 @0 P1 n( [9 k2 S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N: p+ L% X7 G$ @0 j* Z8 _
8 Z; t% r; ^) J8 U: n7 X# V2 R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9 h" ] M, J- {9 W5 A* o
! d6 B: u, E* \( m4 x1 k# s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D$ ~* V# Y+ {9 J7 Z" n) t" O
' h8 ~" B/ W, J4 ]9 N) t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 J8 q7 {3 C0 S' G. C1 J$ u$ h. r! d4 @& j2 L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B9 W! r7 p x7 |2 {+ m
2 K" }5 P6 _' Q \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2 J" W! p, Y9 N% J& V% w# a
4 W" ?7 C( W. D( F5 l5 G2 f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3 p' C9 o$ a: L6 V& |$ x2 S
, V' w5 I, ]& _8 d- W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 w6 \+ ]' I i. s2 F; V! M4 e/ F! J$ ^8 h0 y/ K- }/ h
面对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汹涌民意,西方城市管理者有自己的解决方式。“给垃圾场周边居民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免费供电、供暖,免费收垃圾等等现实好处,这些是普遍采用的有效措施。”王维平说。7 K' j F, O: T- s
犹如国际大片里的撼人情景:坐在透明玻璃窗后的操作员利用电脑控制,让两个巨大的“铁爪”轮番探入20多米深的垃圾池,抓起垃圾投入旁边的焚烧炉。8 o& j* e7 `! O- y2 f
' M, j" j5 |: ?/ { 这家24小时不停运转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童家溪镇,工厂外貌犹如一座漂亮的小型公园。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每吨垃圾可发电230度,我们每年可以处理约50万吨生活垃圾,同时解决3万多户人家一年的用电量。” & v9 q2 ^/ V8 a) T2 K- A
$ p2 D& A7 Y# h; A; U
重庆市在2008年初决定垃圾处理场未来发展方向是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并将择机关闭主城区现有的垃圾填埋场。重庆的情况预示着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 * L9 m R) u2 V: N- Q. d 8 {; H, H: V6 U! e$ N 垃圾抢夺战 & d, G* d4 B, m; b. O, F! I, I% K/ e+ D5 ], G0 R
重庆主城区每天产生3000吨左右城市垃圾,目前主要有两家垃圾处理场正式运营。一家是隶属于市政部门的长生桥垃圾卫生填埋场,另一家就是同兴垃圾发电厂;前者于2003年7月正式运营,后者则为2005年3月,属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 / r5 ?* }* g' @: w' J" s$ | . x; F' A/ {# i, A6 T1 v. X1 a 同兴垃圾发电厂建成后,双方即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垃圾抢夺战”。2005年4月,由于所需垃圾量缺口大,同兴垃圾发电厂开始到江北区、高新区及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等地“抢垃圾”。按设计,当时同兴每天需要1200吨生活垃圾才能“吃饱”,但当时每天最多只有800吨垃圾入场,仅为总需求量的2/3。该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垃圾供应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甚至生死,所以那时候的竞争非常激烈。”: \$ m [3 ^. E9 B) p8 k
# P+ F$ Q7 l: I# {, Q* y, q& B 鉴于“垃圾抢夺战”愈演愈烈,最后重庆市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组织重庆主城区垃圾的调运”。“两家企业一直在争夺垃圾资源,实际上是争夺垃圾处理费。”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表示。; a1 H. R3 H% g! x# x( O# n
2 P2 Y5 q8 P3 F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投资4.87亿元,占地1037亩,设计能力是每天处理垃圾1500吨,设计寿命20年;同兴垃圾发电厂投资3.15亿元,占地150亩,其使用年限却不会像填埋场那样随着垃圾库容的减少而“寿终正寝”。虽然垃圾发电占地少、污染少,但是目前垃圾填埋仍然具有费用低廉的优势。7 W, S$ a% j" a: \* c
, ]: Y; Z! x+ V0 Y7 W
但是,垃圾填埋的本质决定了其二次污染的可能。2004年8月13日至15日,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所在地南岸区长生镇的村民认为垃圾场散发的臭气难以忍受,加上污水排入河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阻断交通,导致垃圾无法运入。堵路持续,重庆全城迅速被4000吨垃圾围困,主城区有的主干道一半堆满了垃圾,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引发了著名的“都市生态危机”。 ' s9 ?2 B8 J, ]7 z ; n& `0 j1 E Q/ R. d 而让同兴发电厂一直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人因为污染问题来到我们厂门前抗议”。同兴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我们还经常主动邀请、组织周边的干部、群众到厂里参观,让大家充分了解生产的真实情况。” . z1 U* \: q- y" X. u' G3 d5 I0 w: I. p: q) _/ J
廖国勇表示,1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后只剩下20%的炉渣和20公斤的废灰;炉渣可制成砖、路沿石等建材,并能用作高速公路铺路,作稳水层;而只占原垃圾容量的1~3%的废灰也正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另外渗滤液通过生化、超滤和钠滤处理后,用于厂区花园浇灌实现回用,“可以说进入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所有垃圾,不会有什么污染和浪费”。, d* x) N) T- a
' ~( N3 p/ b( }; o' \: v
2007年,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共接收垃圾52万吨,与2006年接受垃圾43万吨相比提高20.9%,处理量已近重庆市主城区的1/2。 / v5 K3 F. X# Z" ^! p0 h& Z/ c; e. [+ N6 z/ O4 Z
“垃圾研究院”# q/ O7 R# [0 {1 A! ]( C9 C
# _3 ~/ U# j1 r, }, T “我们不但在技术上领先填埋式的垃圾处理场,也在投资、生产成本上远远低于国内很多垃圾发电厂。”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综合部副部长杨洋说,“因为我们的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样成本就被大规模降下来了。” 9 V" H; [2 J3 c& ]# y; {/ @ , Y! n& O. E8 v7 A! O( ?; Z 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是国内第一座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创新并完全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业主为重钢集团旗下的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也是国内唯一有能力生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核心设备的企业。“三峰环境”与法国阿尔斯通(2002年因阿尔斯通业务调整,技术转移至德国马丁公司)签订了垃圾焚烧发电中国独家引进技术《许可协议》,同时签订了合同价格550万欧元的同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和技术服务协议》。 / l/ K! B& b. {6 {+ w6 I9 @# k3 h q& P* K$ I k+ A3 ^4 _) K; B
“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是全套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由政府投入巨资建设而成的。”杨洋说,“例如上海浦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使用进口设备,投资达6.7亿元,而同兴依靠重钢既有的设备制造能力,实现关键技术的国产化,项目总投资仅为3.15亿元。” 6 P$ g$ p6 s6 z0 G6 q. H6 w ! C* n0 t# E) R2 i “在三峡蓄水以前,为了不使被淹的沿江垃圾对水体直接造成污染,且时间紧迫,重庆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采用填埋方式,这种办法见效快且成本较低。”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如在垃圾填埋中对渗滤液的处理未过关,且填埋占用了土地,市政府出于对环保和减少土地占用的考虑,已经把垃圾发电作为将来发展的方向。” 7 j4 o+ v$ V7 O. E v' D9 v# ~/ J6 N3 o+ t% i2 ^
2006年11月,集垃圾发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培养全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人才等为一体的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重庆科技学院新校区内。该研究院是由重庆市科委、重庆科技学院和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届时将建成一个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垃圾焚烧发电装配、集成、调试基地。% K; `& _3 \! t& O* Y9 I
! c4 H c" b2 s2 a; M$ O9 U0 r# l 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EEC-CHINA)也于2007年10月落户重庆科技学院,主要与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同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新技术的研究。 . m$ f% l- u4 V4 ]- {' O
& ~9 @. Q3 l9 c E 2007年末,重庆市建委有关官员透露,将再建一座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发电厂,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选址工作也即将展开,力争在3至5年后主城区生活垃圾全部用于焚烧发电。杨洋说:“重庆的第二座垃圾发电厂肯定由同兴去承担建设,因为我们是已经成功的先例。”, K* |0 l- I3 v: `; i6 I" z: o6 [6 n
5 ~+ A. ~; q: A0 K& v3 l
除了在重庆本地的成功运行,同兴及上级“三峰环境”已经将竞争的触角伸向国内外:分别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和中国福州红庙岭以BOT方式建成了生活垃圾发电厂,均预计在2008年内投产;分别参与重庆万州三峡垃圾发电厂、成都二期垃圾发电厂的投标。$ q9 b$ T. \; l h9 G: e
6 I% Y- }" n8 `+ Y “垃圾焚烧装备的国产化,正在推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杨洋说。. U1 M) O! K1 |8 M# v, N/ x5 ^
" J' C8 k3 V! c1 E5 O/ l( w 现在,同兴每年平均发电1亿多度,其中9000万度进入国家电网销售,其余供自身生产使用。杨洋说:“虽然赚钱不多,但我们也算是个赢利企业,而且员工收入在重庆也不算低。” . _( M1 X \. ~% X5 g. A ; I2 `& S1 r6 z8 G* C( [1 n& s3 \ “我希望同兴垃圾发电厂能够参加明年的世界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评选。”2007年10月,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资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经济评估专家赛米尼斯一行到中国考察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现状,重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他的第一站。3 T) ]! N5 X; L: H* \. m
% T `1 v) I6 A7 |1 h8 U 未来之争" U0 w1 w( i! p- V$ S4 x
' E* j. g( C# @
由于中国一些城市环卫部门一级垃圾分拣较为粗糙,造成一些建筑垃圾中的塑料等材料和少部分医疗垃圾也进入垃圾发电企业的垃圾处理场,使得焚烧中二恶英等有毒气体超标造成二次污染,这也是目前对焚烧垃圾的最大争议。. \7 {- ^! o& z( r8 |) H8 a. M
2 O2 [* u9 x1 Z
“经过焚烧,垃圾中的细菌、病毒比其他处理方式消灭得更彻底,各种恶臭气体被高温分解、烟气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几率很小。”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杨洋说,“事实上人们普遍担心的‘二恶英’只要温度保持在850度以上的燃烧,停留两秒时间就会基本消失,我们厂执行的是欧盟低于每立方米0.1纳克的标准,而且这些技术指标都是送到欧洲比利时测试达标的。”' U! E- ^" q2 I9 L" A
. Z- m, W( K0 D" w+ x
杨洋表示,他们一直都“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中国标准”。现在,同兴已经成为了重庆市的一张环保名片,每次有贵宾光临,政府有关部门都会邀请到同兴参观考察,“一次又一次获得喝彩”。 % r9 @+ g1 ]* j! z* e" w$ e: Z; |# U+ @2 A& h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倡导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兴建垃圾填埋场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更愿意建设垃圾发电这样循环经济的“政绩工程”。于是,垃圾发电行业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8 Q& H' P, d4 W$ c : ?$ c4 ^* I v 中国“十一五”规划倡导循环经济,最重要一环就是鼓励开发可循环再生的新能源,而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是公认的三大清洁新能源,“其中垃圾发电的综合效应最为突出”。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新增垃圾发电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左右,按每千瓦4500元的设备造价计算,中国垃圾发电市场容量为149亿元。东部沿海及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许多民营企业十分看好该行业。- E4 t8 [4 Z7 X4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