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里屯垃圾电厂“叫停”之后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一屋子人一片哗然。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 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了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屯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10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面对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汹涌民意，西方城市管理者有自己的解决方式。“给垃圾场周边居民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免费供电、供暖，免费收垃圾等等现实好处，这些是普遍采用的有效措施。”王维平说。
但这些需要政府和公众平等坐下来谈判的方式是否能在中国实现，却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北京来说，更紧迫的压力来自奥运会。垃圾处理是绿色奥运最重要的一环，北京市曾庄严承诺：“到2008年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奥运会垃圾全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回用率达50%。”这一连串的数字需要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技术上的壁垒，更有汹涌的民意。
重庆的环保名片
犹如国际大片里的撼人情景：坐在透明玻璃窗后的操作员利用电脑控制，让两个巨大的“铁爪”轮番探入20多米深的垃圾池，抓起垃圾投入旁边的焚烧炉。这家24小时不停运转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童家溪镇，工厂外貌犹如一座漂亮的小型公园。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每吨垃圾可发电230度，我们每年可以处理约50万吨生活垃圾，同时解决3万多户人家一年的用电量。”
重庆市在2008年初决定垃圾处理场未来发展方向是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并将择机关闭主城区现有的垃圾填埋场。重庆的情况预示着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
垃圾抢夺战
重庆主城区每天产生3000吨左右城市垃圾，目前主要有两家垃圾处理场正式运营。一家是隶属于市政部门的长生桥垃圾卫生填埋场，另一家就是同兴垃圾发电厂；前者于2003年7月正式运营，后者则为2005年3月，属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
同兴垃圾发电厂建成后，双方即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垃圾抢夺战”。2005年4月，由于所需垃圾量缺口大，同兴垃圾发电厂开始到江北区、高新区及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等地“抢垃圾”。按设计，当时同兴每天需要1200吨生活垃圾才能“吃饱”，但当时每天最多只有800吨垃圾入场，仅为总需求量的2/3。该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垃圾供应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甚至生死，所以那时候的竞争非常激烈。”
鉴于“垃圾抢夺战”愈演愈烈，最后重庆市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组织重庆主城区垃圾的调运”。“两家企业一直在争夺垃圾资源，实际上是争夺垃圾处理费。”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表示。
按照重庆市的政策规定，每处置1吨垃圾，市财政补贴长生桥填埋场48元处置费；而给同兴发电厂的处置费是每吨69.9元，原因是“焚烧发电更环保，而且同兴是由企业投资”。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投资4.87亿元，占地1037亩，设计能力是每天处理垃圾1500吨，设计寿命20年；同兴垃圾发电厂投资3.15亿元，占地150亩，其使用年限却不会像填埋场那样随着垃圾库容的减少而“寿终正寝”。虽然垃圾发电占地少、污染少，但是目前垃圾填埋仍然具有费用低廉的优势。
但是，垃圾填埋的本质决定了其二次污染的可能。2004年8月13日至15日，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所在地南岸区长生镇的村民认为垃圾场散发的臭气难以忍受，加上污水排入河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阻断交通，导致垃圾无法运入。堵路持续，重庆全城迅速被4000吨垃圾围困，主城区有的主干道一半堆满了垃圾，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引发了著名的“都市生态危机”。
而让同兴发电厂一直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人因为污染问题来到我们厂门前抗议”。同兴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我们还经常主动邀请、组织周边的干部、群众到厂里参观，让大家充分了解生产的真实情况。”
廖国勇表示，1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后只剩下20%的炉渣和20公斤的废灰；炉渣可制成砖、路沿石等建材，并能用作高速公路铺路，作稳水层；而只占原垃圾容量的1~3%的废灰也正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另外渗滤液通过生化、超滤和钠滤处理后，用于厂区花园浇灌实现回用，“可以说进入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所有垃圾，不会有什么污染和浪费”。
2007年，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共接收垃圾52万吨，与2006年接受垃圾43万吨相比提高20.9%，处理量已近重庆市主城区的1/2。
“垃圾研究院”
“我们不但在技术上领先填埋式的垃圾处理场，也在投资、生产成本上远远低于国内很多垃圾发电厂。”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综合部副部长杨洋说，“因为我们的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样成本就被大规模降下来了。”
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是国内第一座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创新并完全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业主为重钢集团旗下的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也是国内唯一有能力生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核心设备的企业。“三峰环境”与法国阿尔斯通(2002年因阿尔斯通业务调整，技术转移至德国马丁公司)签订了垃圾焚烧发电中国独家引进技术《许可协议》，同时签订了合同价格550万欧元的同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和技术服务协议》。
“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是全套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由政府投入巨资建设而成的。”杨洋说，“例如上海浦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使用进口设备，投资达6.7亿元，而同兴依靠重钢既有的设备制造能力，实现关键技术的国产化，项目总投资仅为3.15亿元。”
“在三峡蓄水以前，为了不使被淹的沿江垃圾对水体直接造成污染，且时间紧迫，重庆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采用填埋方式，这种办法见效快且成本较低。”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如在垃圾填埋中对渗滤液的处理未过关，且填埋占用了土地，市政府出于对环保和减少土地占用的考虑，已经把垃圾发电作为将来发展的方向。”
2006年11月，集垃圾发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培养全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人才等为一体的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重庆科技学院新校区内。该研究院是由重庆市科委、重庆科技学院和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届时将建成一个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垃圾焚烧发电装配、集成、调试基地。
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EEC-CHINA)也于2007年10月落户重庆科技学院，主要与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同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新技术的研究。
2007年末，重庆市建委有关官员透露，将再建一座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发电厂，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选址工作也即将展开，力争在3至5年后主城区生活垃圾全部用于焚烧发电。杨洋说：“重庆的第二座垃圾发电厂肯定由同兴去承担建设，因为我们是已经成功的先例。”
除了在重庆本地的成功运行，同兴及上级“三峰环境”已经将竞争的触角伸向国内外：分别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和中国福州红庙岭以BOT方式建成了生活垃圾发电厂，均预计在2008年内投产；分别参与重庆万州三峡垃圾发电厂、成都二期垃圾发电厂的投标。
“垃圾焚烧装备的国产化，正在推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杨洋说。
现在，同兴每年平均发电1亿多度，其中9000万度进入国家电网销售，其余供自身生产使用。杨洋说：“虽然赚钱不多，但我们也算是个赢利企业，而且员工收入在重庆也不算低。”
“我希望同兴垃圾发电厂能够参加明年的世界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评选。”2007年10月，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资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经济评估专家赛米尼斯一行到中国考察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现状，重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他的第一站。
未来之争
由于中国一些城市环卫部门一级垃圾分拣较为粗糙，造成一些建筑垃圾中的塑料等材料和少部分医疗垃圾也进入垃圾发电企业的垃圾处理场，使得焚烧中二恶英等有毒气体超标造成二次污染，这也是目前对焚烧垃圾的最大争议。
“经过焚烧，垃圾中的细菌、病毒比其他处理方式消灭得更彻底，各种恶臭气体被高温分解、烟气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几率很小。”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杨洋说，“事实上人们普遍担心的‘二恶英’只要温度保持在850度以上的燃烧，停留两秒时间就会基本消失，我们厂执行的是欧盟低于每立方米0.1纳克的标准，而且这些技术指标都是送到欧洲比利时测试达标的。”
杨洋表示，他们一直都“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中国标准”。现在，同兴已经成为了重庆市的一张环保名片，每次有贵宾光临，政府有关部门都会邀请到同兴参观考察，“一次又一次获得喝彩”。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倡导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兴建垃圾填埋场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更愿意建设垃圾发电这样循环经济的“政绩工程”。于是，垃圾发电行业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中国“十一五”规划倡导循环经济，最重要一环就是鼓励开发可循环再生的新能源，而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是公认的三大清洁新能源，“其中垃圾发电的综合效应最为突出”。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新增垃圾发电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左右，按每千瓦4500元的设备造价计算，中国垃圾发电市场容量为149亿元。东部沿海及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许多民营企业十分看好该行业。
蒲勇健指出，垃圾焚烧发电的重点是垃圾处理而不是发电，要防止一些地方以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名，新建小型火电厂，使垃圾处理产业化走入歧途，“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规范完善技术政策”。
垃圾发电的中国版图
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有句名言：废弃物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国外，1公斤垃圾平均热值是2000千卡(接近每千克标准煤实际热值的1/3)，这个数值在中国是1300到1400千卡。”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有661个大中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均年产垃圾以8%~10%的速度增长；对垃圾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并将占用大量土地，从而制约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据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48亿吨，全国城市有2/3被垃圾环带包围。
无怪乎，今年2月19日，城市垃圾处理技术作为4项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中的环境保护关键技术之一，被清晰地列入发改委发布的《“十一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规划》之中。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已经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很显然，单靠地方政府每年拨出几百万的财政资金，要实现这些目标无疑是杯水车薪，那么，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是如何做的呢？
被卖掉的“样板工程”
每天清晨4点多，位于杭州市区西北半小时车程的乔司垃圾发电厂就开启了大门，从城区各环卫所开来的近百辆载重8吨的垃圾车，穿越不过六七米宽的伸缩门陆续开进这个香樟、冬青树密布的工厂，中午时分，更有来自附近乡村的几百辆垃圾三轮车鱼贯而入。据了解，这些垃圾车，每天运到公司的都有100辆次左右，垃圾总量超过500吨。
杭州的八大城区加上下沙、西湖风景区，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3000多吨，在夏天，这个数字还要略高一些。春节、 五一及十一节假日，垃圾的总量也比往常要多。这些垃圾被运到乔司垃圾发电厂的材料区后，就被直接倾倒在垃圾堆放区一侧的预处理平台上，然后随着机械传送带，被带进了流水线操作的发电程序中。
首先，是工人的分拣，拣出铁桶、大砖块等不易燃烧的垃圾，然后袋子被切开，使垃圾散开，再用磁性带吸走铁盒、啤酒瓶盖等，经过传送再除铁，然后进入垃圾成品库。一架吊车，每隔七八分钟，就会从这个成品库里，吊走1.8吨左右的垃圾，运进焚烧炉。在整个预处理过程中，每天都会拣出2吨以上不能燃烧的东西。
接下来，垃圾、以及一部分助燃物(主要是煤粉)被鼓风机吹到锅炉里的半空中进行充分焚烧，燃烧后的热量被传输到几台专门的集成发电机组上用来发电，而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半干法烟气处理系统等脱尘、脱硫、脱酸、除去二恶英后达标排放。最后，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约5%的废渣，被运到几公里外的砖瓦厂，制作成铺人行道的路面砖。
这就是杭州郊区乔司垃圾发电厂的一幅典型生产图景。
该厂是1999年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杭州锦江集团固定投资2亿多元，依靠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的垃圾焚烧技术新建起来的“大规模清洁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日处理垃圾800吨，而且，这个示范项目完全采用的是国产化设备，被业内看作是中国垃圾发电的国产化“样板工程”。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诉记者，全部采用国产化设备，设备投资比依靠进口的同等规模垃圾发电厂要少一半，有的甚至要少2/3。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2年6月建成并运行的乔司垃圾发电厂有两台发电能力各为0.6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每天发电量近30万千瓦，“其中的80%，即约24万千瓦的电并入华东电网，这个数量是杭州(当年)夏季缺电量的1/5”。截至2004年，乔司垃圾发电厂共已发电1.6亿千瓦，按80%的并网量计算，锦江已获发电收益6000万元左右，收回固定投入还要6年时间。
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前景看好的环保能源项目，已经在两年前被杭州锦江集团整体转让给了浙江省电力公司，后者在2004年的浙江“电荒”危机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目前国内垃圾发电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服务期限大多为25年左右。”一名证券分析师告诉记者，垃圾发电项目具有前期投资大、运营成本低的特点，加上优惠上网电价和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能给后来者带来稳定、高额的回报。
亏损的余杭热电厂
作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民营企业，杭州锦江集团在全国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项目有近 20个，分布在山东菏泽、河南郑州、安徽芜湖以及湖北武汉等地，但媒体报道称，这些项目目前很多尚处于亏损状态。“该公司进入行业较早，但由于早期国家尚未对垃圾发电的补贴和上网优惠电价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早期投资的部分项目盈利能力欠佳。” 国金证券的一名分析师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距离杭州市区西几十公里远的余杭镇上有座余杭热电厂，现在已经改名为“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不过这里的老百姓只认得去热电厂的土路，对于新的公司名称显得非常陌生，颠簸的三轮小汽车拐来拐去，中途竟然误停在一个叫“锦江木业”的小作坊门口。
3月4日，记者来到了这个10年前投产的全国首座国产流化床垃圾焚烧电厂，这座上世纪90年代初投资6000多万元建造的以煤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垃圾焚烧项目的介入，很可能早就因耗能太高而进入国家限令停产的“黑名单”中。
目前杭州共有4个垃圾发电厂，分别位于乔司、余杭、萧山和滨江，其中被列为2007年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的萧山垃圾发电厂，几乎更是杭州锦江集团按照乔司电厂的模式复制出来的，余杭热电厂则是杭州锦江集团在垃圾发电业务上的老基地。不过，这个老基地眼下状况堪忧。
“100人不到的发电厂，(锦江集团)总部已经投资将近2亿元了，2007年亏损是400多万，今年煤价上涨，估计亏损会更厉害。” 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成福告诉记者。煤是该电厂用垃圾发电的重要助燃剂，目前是0.2吨煤和0.8吨垃圾混合，投入焚烧炉里燃烧发热，最高时煤和垃圾的投放比例能达到1∶9。
余杭热电厂一共有3个锅炉，其中一个是只能以煤为燃料的，现在已被关闭，另两个是浙江大学研制的流化床焚烧锅炉，里面有一层被烧得通红的石英沙，焚烧炉内的温度控制在850℃到950℃之间。但目前有一个锅炉正在改造，今年7月才能投产。“一套锅炉设备价值几千万元，每年的折旧费就要300到400万。”徐成福表示。
鉴于未分类压缩过的垃圾燃烧效率不高，余杭热电厂还需要投入新的垃圾收集分类和压缩装备，这使得垃圾预处理环节的成本增加了20%，这还不包括最终的废气处理和脱硫装置要面临严格的环境评价。当然，垃圾焚烧后的废渣是制水泥和制砖的绝好原料，余杭热电厂每天垃圾量的10%都变成了这样的原料。
目前只使用了一个锅炉的余杭热电厂，在正常情况下如果24小时满负荷运转，每天的发电量将近15万千瓦，由于是资源循环利用，并网电价比一般热电厂每千瓦要高出3分多钱，达到5.336元/千瓦；与此同时，这里每天还能为周边企业和居民区供热将近400吨，供热价格是152元/吨。当然，也是在热电厂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通常时候，厂里负荷大时用电量也大，发电这块基本是亏损的，仅仅依靠供热的收入，远远不够。”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华伟表示。
按照徐成福的说法，包括用煤在内，余杭热电厂处理一吨垃圾的平均费用是65元，而现在杭州市规定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是每吨不到20元。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业内人士判断，“只要补偿费达到每吨40元到50元，杭州的一些垃圾发电厂就能活得很滋润了。”
中国国情下的“垃圾发电”
自1985年深圳建设了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十五”期间，国家已经在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20多座，而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拟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还将有近60座。
尽管垃圾焚烧相对于垃圾填埋处理方式来说占地少，相当于节省了70%的土地，并能够产生新的能源，但垃圾焚烧也同时存在许多弊端。
环境的二次污染是公众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专家表示，如果垃圾没有在820℃以上燃烧，将会产生对人体非常有害的二恶英，与此同时，尾气的脱硫和除尘处理如果未通过达标排放，也会产生很多污染源。今年两会前香港居民对当地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片质疑之声，正是基于此一因素。
最重要的还是成本问题。据媒体称，我国拥有成熟垃圾焚烧技术的单位有中科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温州伟明集团等几家单位，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从日、法、德、比利时等国引进设备。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7.5亿元，而深圳7座焚烧厂中有5条是引进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而一个垃圾焚烧厂除去设备投资外，还需要土地占用费、运营费等等，动辄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投资对于目前的国情不太适合。
浙江是国内利用垃圾发电比较先进的省份。浙江省温州市已经建设了4座垃圾焚烧厂，是全国第一个可以实现把全部垃圾进行焚烧的城市，这4座垃圾焚烧厂均是由浙江温州伟明集团以BOT形式建设的。此外，杭州市和金华市也是垃圾发电的拥护者。
据国金证券一名分析师的报告称，在中国，垃圾发电投资运营商可以分为三类：政府主导型企业，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垃圾发电项目，公司作为政府建设这一项目的平台，如上海环境、泰达股份、北京环卫、中国环境保护公司等；专业投资运营型企业，引进其他人的技术、专注于BOT模式建设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企业，以运营管理为主，如威立雅环境(中国)、金州环境、桑德环保、合加资源和光大国际等；工程投资型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对垃圾发电项目提供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管理服务的企业，以工程建设为主，如百玛士环保、杭州锦江、绿色动力和伟明集团等。
“目前垃圾发电产业竞争格局呈现外资试图进入、内资大企业垄断竞争、内资小企业试图以价格战抢夺市场份额的局面。”他认为，目前国内垃圾发电市场主要由上海环境、光大国际和杭州锦江、伟明集团等几家企业垄断竞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实力较雄厚、进入行业时间早、具备投资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充足经验。
事实上，在这个竞技场上，拨动天平的不光是市场的砝码，更重要的是国家涉及能源环保以及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和执行。
政策游走平衡木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将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2万吨/日，其中城市建设规模25.3万 吨/日、县城新增规模6.7万吨/日，城市建设规模中垃圾焚烧厂6.66万吨/日，占26.32%；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479项，其中垃圾焚烧厂82座，占17.1%；总投资862.9亿元，平均每年投资173亿元。
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电价优惠和垃圾处理补偿费，可以说是垃圾发电的三大经济支柱，但目前这些经济支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达到三方平衡。
据记者了解，广州、深圳等城市一些最初引进国外垃圾焚烧设备导致成本过高的企业，政府所给予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尽管已经偏高，却仍很难使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点；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政策导向仍然是“以填埋为主，以焚烧发电为辅”，即使有所调整，但因为旧有的经济利益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打破，仍然在焚烧发电的补偿费用问题上有所保留。
与此同时，部分项目上网电价偏低也是一个问题，垃圾处理、发电产业链条上各方利益如何补偿、社会成本如何分摊，目前尚缺乏明确界定。
为此，有关人士建议，扩大垃圾处理费收取范围；垃圾处理费收取标准要补偿垃圾处理企业收集、运输、处理成本，并合理盈利；改进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此外，对于垃圾发电上网优惠电价，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已明确规定：2006年及以后建设的垃圾发电厂，上网电价执行2005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电价标准为0.25元/度。
《全国城镇环境卫生“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末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达到60%；“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0%。
分析人士认为，从2006年数据看，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完成计划，但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尚有不小距离，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将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废处理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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